城乡一体化改革可以盘活 经济整盘棋

来源:科济天下网 作者:科济天下网 日期:2015-12-28 访问量:1462

专访中央政策研究室前副主任、 国经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:城乡一体化改革可以盘活经济整盘棋。

2015年6月,中央政策研究室前副主任、国经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曾在本报刊登过一篇文章(见6月12日第3版《稳增长亟待货币政策的支持》),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希望决策层高度重视经济增速下行风险,建议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。

根据郑新立的研究,1991-2010年的20年间,中国M2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0.5%,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.3%,M2的增速为GDP增速的2倍。但是2011-2014年,M2的年增速降为13.5%。今年1-4月份M2增速只有10.1%,他认为这个增速太低了。

文章刊发后,央行多次降准降息,7月份以来,M2增速有明显提高。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一样,郑新立一直在政府机关工作,为政府决策作参谋。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,他曾担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。此后,又担任了十年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。

他亲历了中国经济周期的几次波动,其中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那轮经济低迷期,他提出发行国债的建议得到了决策层的支持,朱镕基任内中央政府连续五年每年发行1500亿长期建设国债,用于农村电网、城市基础设施、高速公路、长江干堤加固等投资,有力扩大了总需求,稳住了经济增长。

对于当前经济状况,郑新立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,他认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,因此“稳增长”需要摆在更突出的位置。对于调结构,他认为“不要用短跑的方式跑长跑”。

对于如何扩大总需求,他提出了一套政策建议,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,“在中部地区推广重庆经验,未来经济增长就有希望”。

“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”

《21世纪》:你6月份提出中国应当实行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,后来M2的增速有明显提高,那么现在的货币宽松程度你认为是足够的吗?

郑新立:还不够。中国经济已连续四年增速下行,PPI前所未有的连续45个月为负,实际上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严重的通货紧缩的状态,如果没有大的行动很难改变经济增速下行的惯性。经济明显偏冷,就要踩油门,货币投放的力度应当加大。

但是,现在增加M2投放,实际上却增加不上去。主要是企业看不到前景,不敢投资。优质的项目和企业并不多,所以商业银行想贷款贷不出去。

上个月,国务院又采取一个补救的办法,由国开行、农发行联合向邮政储蓄发行1万亿元专项债券,在财政贴息之后以中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,支持公用事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,这种定向调控的办法对扩大需求发挥了作用,11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开始略有回升。

《21世纪》:我们当前正处于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,还要再来一次4万亿的投资吗?

郑新立:小平同志说中国经济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。我们现在面临的矛盾很多很多,但当前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,或者叫产能过剩。这种需求不足是长期历史积累形成的,包括4万亿也增加了供给。

但实际上,经济学界对4万亿的评价是不公正的,如果没有4万亿,那一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下到3%,如果真的到了3%,社会稳定就会出问题。而且4万亿投资大多用于民生工程和基础建设投资等,不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。

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,从供给的角度是供给过剩,但从需求角度看就是需求不足。结构改革当前最大的任务是调整供给结构,调整供给结构的重点应放在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上。

《21世纪》:有一种观点认为,实际上,我们现在很多产品的产量已接近或达到需求峰值,这与人口结构等因素有关,是无法改变的,因此经济增速必须下行。

郑新立:这个说法没有根据,他们最大的错误是没有看到中国还有47%的人口在农村,他们的收入水平、消费水平只有城市居民的1/3。世界上所有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,都是解决了城乡居民收入均衡之后才实现。

从一些主要的需求类别来看,现在我们住房存在过剩,但是如果2.8亿农民工加上6000万留守儿童、4300万留守妇女和4000万留守老人的话,总共有4.2亿人,他们都在城市安家将会产生多大需求?

再来看汽车的情况,我们人均汽车保有量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。但是我们有很多城市实行限行或限购,美国没有一个城市这样做,原因是政府不作为。汽车的消费应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。

总体来看,中国的人均GDP才7500美元,美国是5万美元,我们这个时候就说需求达到峰值,显然是脱离国情。

总体来看,中国的人均GDP才7500美元,美国是5万美元,我们这个时候就说需求达到峰值,显然是脱离国情。

挖掘中国的内需潜力

《21世纪》:十二五期间,国家就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方针,并且采取了许多政策促进消费,那么目前中国挖掘内需的潜力在哪里?

郑新立:主要潜力就在于城乡一体化,国务院提出了解决“三个一亿人”的问题,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重点抓农业现代化、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三件事。

第一是农业现代化,通过土地承包权的流转,发展土地规模经营,培育农村合作社、农业公司、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,这会给农业机械、农业水利建设带来很大的需求和投资机会。

第二个是新农村建设,并且和农民工市民化结合起来。最近中办和国办发布了农村综合改革的意见指出,完善和拓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地票试验。

这个事重庆一直在做,并建立了一个地票市场。这样远离城市的农村也能分享到市区的级差地租。对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应该由政府审批改为到市场上去买。重庆远离市区的农村宅基地退出,一亩能卖到20万元,进城落户的农民通过这个市场退出宅基地后,可以拿到在城里买房的安家费。

重庆市通过农民有偿退出宅基地,6年多来300多万人进城落户,每个人平均拿到了10万元安家费。此外,政府又送给农民5件新衣: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子女上学入托、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以及所有城市的公共服务。这些新衣需要政府一定的投入,但是像重庆这样西部财力较弱的城市都可以做,东部沿海城市更有条件来做。

农民工在城里定居了,就能变成稳定的劳动力,既有利于产业升级,也有利于拉动消费。今年上半年重庆经济同比增速达到10.9%,领跑全国,关键在于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改革。

现在很多地方农民用打工赚的钱在农村盖房子,但这些房子80%没人住,却在城里住地下室。有句俗话说,家里盖楼养老鼠,在城里住得像老鼠,资源浪费太厉害。农民之所以在农村盖房,就是觉得城里不是久留之地,如果他们在城市可以落户,享受同样的社保和福利,那么农村盖房就没必要。这么扭曲的事,我们为什么不加以改变呢?

《21世纪》:农民进城落户,由于之前并没有缴纳社保,享受同样的社保和福利需要地方政府巨大的投入。地方政府可能会像上一轮城镇化热潮时一样,仅仅当成发展房地产的机会。

郑新立:单讲城镇化不够,刚才说的是三位一体,三件事要联动起来,只要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,足以让中国经济保持7%-8%的速度到2030年。

如果我们来算算“三块地”的价值就可以看巨大的潜能,承包地有偿转让,以一亩地每年700元转让费计算,18亿亩耕地如果全部转让农民每年可坐收地租超过1万亿元。农村宅基地全国约合2.5亿亩,如果每亩20万元,总价值超过50万亿元。中部地区宅基地的价格会超过重庆一倍以上。农民有了这些财产性收入,整个城乡一体化这盘棋就活了。

所以要动员沿海吸纳农民工比较多的城市,让农民工成为城市的市民,送给他们“五件新衣”,让他们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。

这里不仅是财政投入,要以财政投入吸引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投入。如果“十三五”时期能以土地杠杆撬动20万亿元各类资金投入农业现代化、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,城乡结构就能出现大的变化,需求释放出来了,稳增长和全面小康就有了可靠保障。

《21世纪》:如果从投资方面来讲,在你看来还有什么新的投资空间?

郑新立:现在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,需要加大投资力度。比如清洁的空气、干净的水,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、城市交通、停车场、道路,地下管廊,垃圾处理、污水处理、养老院、托儿所等等。

现在雾霾这么严重。针对污染源采取措施治理,就要增加投资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很好的机制,就是谁污染谁付费,推行第三方治理。过去是谁污染谁治理,由于缺乏严格监管,结果是谁治理了谁吃亏。现在,只要有排放物就拿钱,政府招标把合格的设备装上,保证24小时运作,95%以上的排放物可以得到解决。现在的关键是不落实。

另外,要优选一批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。比如淮河经济带的治理和发展,如能在“十三五”时期开工建设,不仅可以根治淮河流域水患,而且可以形成中国的第三条出海通道,增加两万多亩的良田。

但怎么把社会资金引导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来,这就需要改革,推行PPP模式,让民间资本投资这些领域有合理的回报。

《21世纪》:PPP的效果并不太好。

郑新立:因为一些赚钱的项目,政府舍不得放。所以关键要靠改革,如果投资体制改革到位,社会资金是愿意进来的。比如北京的停车场,满足不了一半需求,但停车场的建设并不难,甚至建筑物的下面都可以进行施工,技术很成熟,只要政府积极去推动,选定一定的位置,给予一定的方便条件,不到几年便可解决。

调结构是长跑,不是短跑

《21世纪》:对明年的经济工作,你有什么建议?

郑新立:要把握三个方面的问题:第一件事就是采取有效措施遏制经济下行,要把发展政策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。发展政策确定投资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。财政政策主要给予贴息、减税。货币政策跟着财政政策走。三个形成合力,才能事半功倍。

第二是处理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,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。调结构不能以牺牲稳增长为代价,但稳增长不能以结构的恶化来实现。

第三,把重点放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和发展上。把重庆的经验推广到中部地区,最终要实现习近平主席所讲的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、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、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、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。

《21世纪》:产能过剩的传统行业应该怎么办?

郑新立:化解产能过剩,过去我们有几个方法,即“四个一批”政策,消化一批、转移一批、整合一批、淘汰一批。

但是我们不能把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混淆在一起,把中长期的问题拿到年度来实现。调结构、转方式是一个中长跑,不可能在三两年完成。中国的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、资源密集型转变为知识密集型、技术密集型,需要一个历史过程。如果用短跑的方式跑长跑,欲速则不达,本来可以跑一万米,可能跑了五百米就晕倒了,休克了。

而且化解产能过剩应主要靠市场竞争来解决,而不是靠宏观政策。短期内让企业大批死亡是不负责任的态度,如果中国经济出现持续下行,银行不良风险增加,引发金融风险,这个责任谁也承担不了。

《21世纪》:你对明年的经济形势有什么担忧吗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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